大成子的老爹“四类分子”王元初，57年的时候被打为“右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类分子”，而应该属于“黑五类”的范畴。
　　但老家人都喊他“老四类”，这个名头叫的人多了，他也就变成“四类分子”了。
　　其实二者都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坏”人阶层。
　　区别在于“右派”基本上是文化人和革命干部，思想上出了问题，是可以改造好的对象，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阶J敌人。
　　据王元初老先生后来自己回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曾提出过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
　　他反对新《婚姻法》废除童养媳制度，认为这会破坏原生家庭。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没多久，很多农民家庭都是童养媳婚姻。家里娃娃都有几个了，一旦婚姻作废，原来好好的家庭也就散了。
　　这个主张放到今天看，也是不合理的，更没有大局意识。
　　新《婚姻法》关系到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解放，是多么伟大的立法啊！
　　已经既成事实婚姻的童养媳家庭，真正闹离婚的还是极少数，只能说是个案，基本不会受到新法律的影响。
　　王元初当年提出这条议案时，应该还没搞清楚新《婚姻法》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相关条款。
　　或者他本不想站出来提啥建议，结果被主管领导所迫，为了完成摊派的任务，才捡了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凑数。
　　就像普通人平时针砭时弊的发牢骚，尽管既不合于时也不合于势，但关心人民疾苦的公心，还是可昭日月的。
　　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简单的几句发言就失去了公职和五年自由，成了“老四类”，在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壮之年，做了二十年生产队的猪倌，历史和王老先生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解放前的王家只有几亩薄田，属于贫农、中农的阶级范畴。
　　王元初在族人的帮助下念完五年私塾，后来又转入新式学堂，一直是个念书的好苗子。
　　十几岁的时候就考上了当地的国立师范，也算是鲤鱼跳龙门了。
　　48年从国立师范毕业后，王元初和几位同窗一道，来到了长江边上的省城，希望能够一展平生抱负。
　　结果工作没有找到，却神使鬼差的考入了远在苏南的锡城宪兵学院。
　　这是王元初人生中第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据说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生兵，还没有进入战场，就全部转去台湾了，后来在那边的警界都混得风生水起。
　　这所国民D的警官学校，教官打骂学员是家常便饭，学兵食堂的伙食太差，老是吃不饱肚子。
　　而且还像监狱一样，三百六十五天日夜全封闭管理。
　　熬了几个月后实在吃不消了，王元初和几位大别山过来的同学，就冒险掰开了宿舍窗户的铁栅栏，逃出了这个高级魔窟。
　　从苏南归来后，家乡已经解放了。
　　刘邓大军回到了大别山区，打土豪分田地，对穷苦人秋毫不犯，让人们又看到了当年红军的影子。
　　向往光明的王元初，也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新生边区政府的怀抱。
　　据说他是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后，第一位主动上门找工作的知识青年，又正值地方上紧缺干部，幸运的王元初被委以重任。
　　作为本县最年轻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成为那个时代的光荣见证者。
　　这是王元初人生中的第二个机遇，事关一生的荣辱、全家的福祉，他似乎已经抓住了。
　　后来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了，王元初因工作能力突出，被提拔为全县支前大队的大队长，率领一千多解放区支前民工跟随大军一起南下。
　　等把对口支援的英雄部队送过长江，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然后有两条开满鲜花的阳关大道摆在王元初的面前：进入南下大军的军官教导团学习，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或者持部队开的介绍信返回原籍，至少会是县里的中层干部。
　　在这决定个人前途命运最关键的时刻，书呆子王元初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尽然两条路都没有选。
　　听说老家在筹建小学，他放弃了原本大好的仕途前程回到乡里，做了村里小学的第一任校长。
　　用王元初老先生自己的话讲，回乡当老师并不是啥高尚的觉悟，只是觉得外边的世道很乱，还是做教书先生安全。
　　大成子听奶奶说过，老爹当年回乡教书是受了两个人的影响。
　　一位是他在师范学堂时的先生，告诉他过两年国军就会回到大陆，在人民政府做官任事有很大风险。
　　另一位就是大成子的曾祖、王元初的父亲了，他列举了一大批在民国十八年“闹红军”的年代里死去的长辈和亲朋们。
　　有被返乡团用开水灌死的、有被铡刀铡死的，有家破人亡、妻儿老小被卖到外乡去的。
　　总之G产D的官不能当，做的都是杀头的买卖。
　　王家所在的大别山腹地，是革命老区。
　　鄂豫皖红军的年代，家家户户都有参加红军、农会、赤卫队的子弟，也都被GMD的“白色恐怖”搞怕了。
　　那个时候全国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了，但凡有点文化有点头脑的进步青年，都在拼命的加入革命队伍。
　　王老先生却受他人蛊惑看不清形势，这政治上的敏感性也太差了。
　　作为僻远山区的教育启蒙者，就算在今天看来，也是个很高尚、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正是师范科班出身的王元初本来就应该去做的事情。
　　他一生中的好运气，虽然因为57年“反右”暂时逆转，但幸运之神并没有完全抛弃他，还为他留下了一道缝隙。
　　1963年的时候政府有过一次“拨乱反正”，对于王元初这样中农家庭出身，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仅仅说了几句错话的“右派”分子，国家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年县里的文教工作组来村里找王元初，让他写一份检讨书。
　　如果书面检讨通过，他就可以恢复公职、补发工资了。
　　那个时候王元初才32岁，成子爸爸、三叔他们正是上小学的年龄，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再来。
　　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成子老爹没能把握住，劳改之后他已变得谨小慎微了。
　　当年不合时宜的胡言乱语，结果却是一顶“大帽”落到了头上。
　　如今这书面检讨再写错了，又不知是何样的处罚。
　　反正已经回乡当农民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979年的春节前夕，王元初坐在行署办公室的走廊里，当得知自己16年前就可以被平反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了起来。
　　一时胆怯一念之差，不仅让自己蹉跎半生，娃们本该美好的人生也一道被他毁了。
　　如此肝肠寸断的悔恨，一场恸哭又如何能够排解啊！
　　还有当年与他下乡搞土改的工作组老同事，如今已是行署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了。
　　王元初能够这么快落实政策，这位昔日的同仁帮了大忙。
　　同为热血青年、同一年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后却是天壤之别，命运的造化就是这么的残酷而又神奇。
　　诗人柳青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
　　“老四类”王元初的一生，完全验证了诗人的逻辑。
　　本该充满辉煌的激情岁月，被他几次错误的选择变成了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