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桥大队四清补课结束以后，王局长回去了。我接任了建筑队会计之职。不过我不明白的是前任会计为什么要去职回队。他原先曾是北蔡区大名鼎鼎的邬文书，写得一手好字，是掌握过区政府铜铸大印之人，上山下乡运动中被精简到农村老家。没听说他犯过什么错，到底为什么，他不说我也不好问，只是听到背后议论，说他历史有问题，可他还是个共产党员呀！原先我和他在一个办公室时，上面要我回队劳动，他见我的一脸苦恼相，曾同情过我，可现在轮到他了。我面对现实，思绪万千，却无言可表……
　　一九六六年**********开始，首都的大中院校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说是来煽风点火，要炮轰市委，火烧市政府，SH的人民广场人山人海，到了晚上有搭台演讲的，有围圈辩论的，大字报到处可见，热闹非凡。我也去轧过闹猛。当然花木公社也不例外，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开始是按中央十六条规定，各大队各单位经过大民主选举产生****小组或****委员会。在建筑队大民主选举中我以高票当选，成为建筑队****委员会的核心人员。建筑队职工将近五百，开起会来要借用公社礼堂，声势很大。建筑队的支部书记和正副队长，当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经过批判斗争逐个过堂。也许是****组织冲击的力度不够大，说是保皇的，所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各项各业都自发的成立了造反队。****组织形同虚设，由造反队取而代之。造反派都是气势汹汹的，他们批评当权派往往是朝死里整，挂牌子，火箭式，罚跪打骂等什么都有。花木公社是红卫军和临时工下放工人两个造反司令都掌握着天下。公社当权派你全部靠边站，每天接受批判斗争，他们早已失去当领导干部时的风采。见到造反派像老鼠见到猫似的。这两个造反组织的人员，他们对自己曾在部队当过兵，在大城市工厂做过工而重新回到农村有诸多不满，就迁怒于当权派，他们对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置之不理，照常我行我素。我是嘴上不说，心理是一百个看不惯。所以当有人提出撤销****组织时，我却别出心思提出“****也是造反”的观点，得到大家赞同。于是我起草了一份“****也是造反”的******，立即得到全公社****组织的响应。于是决定在花木中心校商讨大事，想不到的是农村红卫兵组织和农民造反队，还有公社机关造反队的几个主要头头都赴会表示支持。会上我提议成立大联合组织，取名为“花木公社文化革命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大家都喜欢这名称，被一致通过。同仁们要推举我当站长，我自知无此能量担当大任，故坚决推辞。并力荐机关造反队的队长，我觉得由他领导“红联站”会更有利于开展工作。虽有不同声音，由于我的力争还是获得通过。农村红卫兵的一个司令和我分别担任了副站长。从此“红联站”成为花木地区革命造反的一支重要力量，逐步逐步取得了掌握整个花木公社**********运动的主动权，为当权派们重新站出来“抓革命”“促生产”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当然在这****年代风平浪静是不可能的，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要搞乱花木。曾发生多次冲击，甚至要砸烂“红联站”。由于“红联站”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字报大辩论，使能重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达到安定团结。那时间我的只能就是掌握大方向，团结大多数，一切为了维持稳定，跟着运动的主流民意奔跑。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使花木公社具备老中青三结合的临时权利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条件，经过反复酝酿协商达成了革命委员会设委员四十名，常委九名，常委中名额分配，党政干部四名，武装部长和民兵代表二名，群众组织代表三名，“红联站”三个站长都进入了常委领导班子。经川S县革命委员会的批文正式下达后，花木公社革命委员会正式开始运行，原党委书记被上面指定为召集人。有次委员会开会议到征兵事项，文件中提到台湾关系的规定：凡系平民百姓的子女和亲属同样可以参军，这一条对我震动特别大，我是第一次知道内部文件。
　　在****岁月中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我是懒得去想也不想去回忆。但有二件事我是记忆特别深。有天晚上我在公社值班，经过公安特派员办公室，特派员招呼我进去坐会儿，我迟疑了下，我深知他的办公室时机要重地，由于我有台湾关系的伤痛，故对此类重地我从来是敬而远之的，可今天特派员热情的邀我，虽说我是文化常委，人家很敬重我，但我特别留神，百般小心。
　　有次我以花木联络员的身份到川S县城开会，碰到蔡路公社的党委书记老张也来开会。因他原是花木公社的主任，可以说是我的老领导，所以我主动招呼他，可他沉默寡言，我觉得他有点异样，过后终于出事了，消息传到花木。蔡路公社的造反派说他是叛徒，对他虐待摧残，逼得他上吊走上自杀的绝路。在花木时一个热情豪爽的SD老干部说没怎么就没了呢……事后我一直在想要是张主任仍在花木也许能平安无事。
　　约莫过了二年多，军宣队进驻了花木公社，他们是按上面的步骤来清理阶级队伍的，军宣队起用了机关造反队另一派成员等作为骨干力量。他们把常委班子和各大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集中到公社大楼举办学习班。总共约清理出各种阶级敌人有十八人之多。其中常委班子内被清出了三人：一个原是公社副主任，说他是***反动军官；另一个原也是公社副主任，因他是分管工业的，有次到农机厂去检查工作，看到有个技工在修理一把气枪，他无意中把气枪对着墙上“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的“高”字中的一个“口”瞄了瞄准心，被人揭发后他成了反对“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的现行****他是百口莫辩，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几天不吃不喝。有人怕他发生意外，偷偷往外传信，让他儿子写个便条给他：“爸爸千万别走那条路。”这才使他有点安慰，度过了艰难时刻。常委内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了，因我在台湾的母亲通过新加坡的一个远房亲戚，帮助我们母子转过信，我也就被说成是“连通外国叛国投敌大特务”。开批斗大会时“打倒王翔奇”的口号，通过广播喇叭转到生产队，声音响彻云霄，我的妻子每天以泪洗面。这时问我们这批有问题的人，每天要在公社大楼前向毛主席请罪，有次部队师政委到花木来巡视，正巧看到长长一排人，手拿红本本低头向毛主席请罪，经过询问知道都是特务什么的，可师政委就是不信，有人听到师政委边走边说：“哪有那么多特务。“
　　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中，我是从来没有怕过，我知道他们这么搞是借着军宣队的威望、派性作怪，兔子尾巴是长不了的，我自信没犯过什么错误。我是贫农孤儿，我出身好，我的阶级是共产党的依靠阶级，虽有台湾关系，但我们母子都是受害人，能把我怎样。我仍在开会时当着军宣队的面顶撞掌握会场的人。我说等台湾解放后，我娘是黑是白让你看个够。亲近我的人暗暗替我捏了一把汗。在军宣队的重视下通过纠错，学习班结束还剩下六个说什么问题还没弄清楚，他们被勒令到潘桥七队接受监督劳动。我虽说也不是什么大特务，但仍不肯放过我，要我去潘桥七队参加劳动。我一度情绪低落一直待在家里装病。有天龙沟大队一个贫协主席，他也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他奉令来通知我去公社开革命委员会全会，说是要重新推选革命委员会人员。我不肯去，他是好话说尽，硬是把我拖着去开会。在革命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我的名字竟然仍列入其中，但这次是再也没有人来推选我了。七名常委除去我和一个民兵代表，其余都是原班人马。到此时可以说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应该说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