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天，我可以走出农村，来到大城市。
　　我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宽阔马路上穿流不息的车流，这一切都使我眼花缭乱，点燃了我心底近乎熄灭的燥动，我兴奋至极，想象着灯火流转处，有无处个夏琳与陆涛，飞蛾扑火一般的尽情的绽放着自己的青春，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和爱情。
　　可以那样的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才是真正的青春吧，有这样的青春才不枉此行吧。
　　我坐着出租车，怀里还抱着我患病的小儿子，像一切初进城的乡巴佬一样，巴巴的往车窗外望，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生动的细节，我依然在大城市里，仰望、期待着外面光怪流璃的精彩世界。
　　孩子输了一天的液，我抱着他走出医院，天色已晚。
　　我踩上了城市华灯初上的街道，混在了忙碌拥挤的人群之中，吃上了城里人的饭菜，也不得已的要在这样的大城市里留宿一晚。
　　往医院门口，抱着孩子不知所措的一站，不曾撇着蹩脚的普通话和他们攀谈，他们便已知道，我们不是城里人，混在城里人中间，尽管穿着和他们并无两样，我们依然是乡下人。
　　或者我们身上带着我们不曾觉察的某种特质，这些特质或者与生俱来，常伴左右，我们早已习已为常，而外人，却能分分钟的鲜明的感受到。
　　“要住宿不？”他们早已看穿，我们的窘境，我们的必须，于是便都狮子大张口，一晚三百，有的甚至要四百。
　　我们摸着空空的口袋，愁眉不展，实在是住不起。
　　最后有一个要价二百，我怯生生的问：“多大的间啊，在几层？”
　　那人催命一样：“标准双人间，在三层。快说住不住，我还要去找下家。”
　　只得跟随那人走，气喘吁吁的抱着孩子到了三层，那人却不停。
　　“不是三楼吗？”
　　“三楼刚刚住满了，再走两层吧！”
　　我跟老公站在狭窄的楼梯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自知上当，有点生气，却又权衡利弊，只得又跟着那人走。
　　老旧的单元楼被隔成了无数个小间，左突右进，经过了无数的门口，峰回路转，终于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三面贴墙的放着半人多高的床板，要踮着脚尖才能坐到上面去，而且开门就要上床，那个所谓的房间里只富余一人站立的地方。
　　这都不如村里的猪圈宽敞。
　　墙角里放着一个老旧的十寸黑白电视，上面贴着永远也连不上的无线网密码，我们再一次的严重上当，却早已筋疲力尽，再无争论的力气。
　　再也无心看外面的夜景，躺在逼仄的床铺上，一向睡不够的我终于失眠了，我听见门外有人趿着拖鞋在狭窄的门道里走来走去，听见有自来水流水的声音还有无数次抽水马桶的声音，看着门外依次有黑影飘过，种种扑面而来的危险感层层递近。
　　终于熬到黎明，小儿子一睁眼，我们便不约而同的收拾行囊，下了楼。
　　儿子病情反复，我们又不约而同的辗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我们宁愿披星戴月的赶回到自己的村子睡一个安稳觉，第二天清晨再赶回到城里去看病。
　　车子行驶在乡村的马路上，我再也没有，在自己的农村里，仰望、期待着外面光怪流璃的精彩世界。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我还没有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过它。
　　此时正是“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的季节，风吹麦浪，相当壮观。
　　我感受着小麦的沙沙声，看着它们随风起伏，莫名的热泪盈眶，在涌动的麦浪间，我仿佛看到那一张张饱受日晒的黝黑的或者赤红的脸庞，一道道皱纹爬在他们脸上，那是无数个岁月的痕迹。
　　一个汗珠子摔八瓣，烈日下挥舞着锄头的是生我养我的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们啊。
　　这一辈子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风吹日晒，起了多少个大早，才换来这一大片的庄稼成熟啊，只麦子成熟循环的这一季，便干了多少个城里人一辈子都不曾干过的活啊，农民，这一辈子辛劳，不容易啊！
　　儿子病情好转，我终于不用来回的跑。
　　我抱着儿子走在村里的小街上，那浓浓的乡音个个都在问：“好了呗，这小子，这回可遭罪咧！”说完亲切的摸一摸儿子的头或者接过去抱一抱。
　　原来我从不理解，那些文人字里的，我不知道他们怀念的是什么，从那一次以后，我似乎懂得了一点点，他们怀念的是乡村里浓浓的人情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