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大热天的，家里又要搬家了，那一年我刚满七岁，浑没几年工夫，我们就搬过两次家。
　　上一次是“火烧屋”事件前不久搬的家，从即将被动乱战火波及的老屋三楼搬到地区医院，住的只是一个大单间，那时只有妈妈和我俩兄弟一起住。
　　我妈妈原籍不在本市，却在座落本市的地区医院工作，我老爸自然是本市人，倒是在离妈妈老家不远的郁林那边工作。
　　他们能在一起，那是和我妈妈同在地区医院工作的六姑，她主动撮合的结果。
　　六姑是地区医院五官科医生，我妈妈是医院外科护士，地区医院范围不大，各个科室同事之间自是混得脸熟。
　　据说女人生平有两大爱好，一个自然是嫁人，另一个就是做媒，六姑早就有了六姑丈，剩下的爱好，就是帮自家兄弟做媒。
　　这次的媒顺利做成，老爸、妈妈相识后不久结了婚，次年便生了我。
　　老爸因为不在本市工作，自然没有单位住房，妈妈原来未婚的时候，从卫校毕业分到医院工作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
　　妈妈婚后曾经申请分给住房，由于医院职工住房很紧张，迟迟未予分配，直至数年之后，这才分到这么一个大单间。
　　在此之前，我出生后长到四岁，一直住在闹市区家传老屋三楼，跟妈妈一起，和奶奶、六叔等好几口人，挤住在约有五十坪的那一层楼，三楼以下一、二层，早在五十年代就不是我家的了。
　　在当时难以言表的时局中，大家一般都会心照不宣，单位领导也很通融，所以在外地工作的老爸，每隔不久便请假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一年当中，倒是有好几个月呆在家里。
　　故而，老爸自从我出生后，经常请假回家带我去玩，虽然家里三楼老屋一家人住得局促，还算生活得其乐融融。
　　老爸是本市人，本市乃是省城，他原先在省级体委工作，经常领队带运动员去打一些低级别的国内及省内比赛。
　　五十年代末支边大潮蓬勃兴起，国内各大中城市很多机关工作人员下放各地，支援边疆建设，老爸适时也给原单位安排参加支边工作。
　　当时的他，分配到不算边远的郁林地区商业局，据说期间还到地区财校当过老师，在工作经历上，也曾有过好几番的周折。
　　到得动乱期间，老爸出于种种历史缘由，被下放到郁林当地的五七干校，我记得他在那里做过木工，过后不久又恢复工作，却是转到郁林太平卫生院当会计。
　　这便是老爸为什么身为本市原籍人氏，却不在本市工作的内在原因。
　　……
　　七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地区医院工作的妈妈，终于也要下放离开本市，她的去向，乃是位于本市南郊的地属园艺场，去那里做单位医生，据说是她自己主动要求的。
　　妈妈的老家在郁林某个县份乡里，解放以前，家里在镇上有些作坊和商铺，乡下也有点田产，家中除了雇佣一些长工外，只要力所能及，一家人也要下地干活。
　　她是家中最小的老幺，从小不用下地干活，她的哥哥、姐姐们却是都要干农活、自食其力，解放前后，她能够一直读书到卫校毕业，然后分到地区医院当外科护士。
　　妈妈参加工作后，表现得为人忠厚、老实肯干、勤勤恳恳，胸中其实甚有城府，多年以来，在工作上做得面面俱到，在医院人称李大哥，很受医院领导和主管医生看重。
　　后来她年纪稍长，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去读夜大，参加当时护士晋升医生的培训，加上她自己努力，最终成为一个正式医生。
　　随着动乱深化，妈妈受到家庭成份牵累，没过多久，终于也要下放，不过医院分管领导只是让她到附近县份乡下，暂避半年风头，待得形势趋缓，到时再调她回来。
　　由于当初我和弟弟年龄还小，我等着上小学，弟弟还在地委保育院，要想留在市区，亲戚们害怕惹祸招灾，不敢收留我们，带去当年还很艰苦的农村也不现实。
　　妈妈迫于无奈，选择去离市区才几公里路的地属园艺场，那里也算是下放地，为的是方便照顾小孩，倘若到那里去，必须连工作关系也要调动，不存在半年后再调回来的可能。
　　于是，妈妈便成其为主动要求调动工作，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她其实也不想再待在地区医院，就是因为她经常要去传染科上班。
　　我们搬家到医院以后，我和弟弟没了奶奶照顾，当时我们兄弟俩还小，不能与大人分开睡，妈妈下班回家，母子三人睡在一起，生怕给我俩传染上什么病菌。
　　妈妈也要下放离开本市，因为“火烧屋”事件，我家没了老屋可住，在市内也没了落脚之地，如果家传老屋还在，她此次下放，在考量上还能从容一些。
　　在火烧屋之前早有预警，妈妈将阖家搬到医院刚分给她的那个大单间，只可惜老屋才拿得走一些衣物细软，许多祖传物件和我的书画玩具，随后尽皆毁于一旦。
　　我从出生一直住到四岁、留下很多顽皮玩闹痕迹的老屋烧毁以后，只在十叔家里剩下一些房产纳税单据，能证明那座被烧没了的临街楼房，曾是我家的私产。
　　“火烧屋”事件过后，当时老爸在外地工作，只有六叔骑单车驮着我，去看过拆除被烧毁房子的情景，过没多久，连六叔也要离开本市，下放到外县一个农场看守鱼塘。
　　……
　　当年很多私房老屋被“火烧屋”事件波及，事后许多人家无房可住，只有部分让房产局安排到公房租住，由于公租房源不足，其余部分人家最后在市郊分到一块地，搭盖简易房屋暂住。
　　拨乱反正期间，被“火烧屋”的很多原屋主拿上房契，到法院告状打官司，想要回被什么单位占据重建的地皮砖块，老爸也拟了诉状去参加一份，在佐证材料上，没有房契还有一堆税单作证。
　　这一火烧屋告状事件，据说经历过好一阵闹腾，后来不知为何，慢慢销声匿迹、没了下文，有人私下传说，是因为成了难以协调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市里实在委决不下，太多积压的历史事务需要拨乱反正，谁会耐烦理你这档子小事，凡属“火烧屋”事件的诉状，便让法院不予接案，终于把此事压下去。
　　那个时节尚处拨乱反正初期，国内就算是机关单位，法律意识也是近似于无，市里不让法院接案，法院也乐得照办，免得自找麻烦上身。
　　于是乎，那些告状者一齐公开遭拒，顿时傻眼不已，既是官方意志已决，大家只好最终变得鸦雀无声、偃旗息鼓。
　　到得后来，国内法治建设日益健全，却已是到了数十年后，光阴荏苒，当年了解实情的老人，不免老的老、死的死，要想重启官司，已经没了那个精力、心力，年轻一辈对此也不甚了了。
　　再则，大家也俱各有了单位住房，都不想再去费那个神，于是火烧屋告状事件慢慢淡化下去，随着亲历者渐渐生老病死、烧成骨灰，一起相继被葬进历史长河。
　　当时有很多人家老屋被烧没房子住，临时得批了一块地，去到郊外搭盖简易房，暂时成古老的一直住着。
　　待到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扩张速度逐年提高，年复一年地兴起征地建设热潮，被波及到的临建住户，另起了一番拆迁补偿的计较，再也没人肯花心思，去想火烧屋的陈年旧事。
　　我的家里，当时还好有妈妈医院分配的大单间可住，后来变换单位也另有了住房。
　　再说奶奶、叔叔和姑姑们，也俱各有其安身立命之所，既然市里永远关了打官司的闸口，渐渐也不再关心老屋被烧的事，只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时唏嘘不已。
　　……
　　可是，妈妈这次一旦离开地区医院，原来住的大单间势要被单位收回，这便意味着，我们一家子在当时的市区内，再也没了安身立命之所。
　　故而，妈妈只好将我们一起带到她新的工作单位，弟弟当时还在地委保育院全托，她就先带着我过去。
　　妈妈提前到地属园艺场安顿好后，再去奶奶住的十叔家接我回到医院，次日收拾好最后一点东西，准备搭乘场里派来的马车，离开地区医院前往新的居所。
　　时年只有七岁的我，一脸好奇地跟在妈妈的后头，看她收拾东西，比较着什么该拿，什么已用不着就撇下不要。
　　眼看着变得空空荡荡破烂杂物、纸屑堆满地的大单间，我再也没了想捣蛋的心思，一时仰头望着天花板上挂着的残破蛛网发呆。
　　妈妈将所有要拿走的家什物件，全部堆到一辆医用手推车上，然后叫我一声，自己一人推起车子就走。
　　我望望半掩的门，有心想去把门关紧，一看到妈妈已经推车上路，赶紧转身跑上前去，爬到手推车上站着，因为车上东西太多，没有地方给我坐下。
　　妈妈在南方女人当中，个头算是很高大，她是外科护士出身，在医院里一向被人称作李大哥。
　　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感觉她总是那么孔武有力，做事不知疲倦，此刻推着手推车，连家什带着我，也是非常自如地走在通往医院大门口的路上。
　　那时候的地区医院占地其实很小，一路上照直走，没怎么转弯就到了大门口。
　　地属园艺场派来的马车，已经到了医院大门外好一阵子，门卫不给马车行驶进来，就在大门外边等候。
　　我一跃跳下手推车，远远望着马路对面中医学院的大门，立时想起当年和我一起玩得很好的小伙伴，欧阳忠、谢毅。
　　那个时节，我们仨人常常隔着马路，与对面中医学院大门里的小孩，对攻石头仗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年的马路很窄，几岁的小孩掷石子，也能打到路对面的大门门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