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大地上有一个很小的小县城，由于地方方言的原因每次在外地我都不敢提自己的县名，因为每次都会被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广东人。因为这个县城叫广通，隶属于川达市。我出生在这里，我叫陆不安。
　　1992年的六月格外炎热，退役了十几年但还是喜欢穿军装的父亲开着当年并不常见的绿色吉普车匆匆来到了县医院。医院里面住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刚出生的我和我的母亲。
　　我是一个早产儿，在距离预产期还很远的盛夏我不知道在赶着干什么就呱呱坠地了。身体很小并且皮肤几乎透明，医生在我手上甚至找不到能输液的血管，无奈之下只能把最细的针扎在我脚踝骨的那个相对比较粗的静脉上。母亲看着孱弱的我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丝担忧，似乎是在担心这个小生命不能茁壮成长起来。此时风尘仆仆的父亲轻声的来到病榻前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里面布满血丝嘴唇也有些干皮，显然父亲昨天又熬夜工作了。
　　父亲十九岁就从农村出去当兵了，这一去就是十五年。军队对于父亲的性格和行为处事的方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父亲一生都像一个军人一样十分守时，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叠好被褥出门锻炼，吃饭的时候很快而且吃的很干净。无论做什么都是风风火火但是小心谨慎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军队教会了父亲当时很多人并不掌握的一项技能——汽车驾驶。上个世纪90年代整个县城加起来其实也没几辆汽车，退伍回家的父亲由于这项少数人掌握的技能被安排在机关单位给县领导做专职司机，这在当年是一个很神气的职业。也正因为如此家境不是很好的父亲娶到了我的母亲，我母亲的家境从小相对就较为优越，我的姥爷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村干部，母亲在家里排行最小所以从小就被很传统的家规教育长大。母亲不仅有着当时很少见的高中学历，还有一份国营纺织厂的正式工作。
　　由于父亲在三十四岁的时候才回到县城工作，所以结婚也就出奇的晚。婚后一年有了我的姐姐，可是在愚昧落后的小县城没有儿子终究不算是完美。即便在计划生育的残忍控制之下父母还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我姐姐七岁的时候生下了我，而此时我的父母已经年过四十，算是正儿八经的老来得子了。
　　都说大龄生子危险多，果不其然我不幸的被早产了。昨天送领导出差连夜开车回来的父亲满眼血丝的看了我一眼，发现我的身上被蚊子叮了几个包便嘟囔着要做一个蚊帐还说“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一会还不让蚊子吸干了？”母亲关心的问父亲累不累，父亲摆摆手说不累。但是躺在隔壁刚刚死掉的老爷爷病床上一会就睡着了，就这样我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月。
　　在我出生三十多天之后终于各项身体指标恢复了正常，医生做了简单检查之后认为我可以回家了。父亲赶紧开来了吉普车拉我和母亲出院，据说当时很多人都在围观并以为我是大领导家的公子，因为我竟然会有专车接送！就连当时住院的副县长都没这个待遇。虽然出了院但是早产儿还是让我一直体弱多病，父亲每天工作几乎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下了班就回家伺候我和母亲。可怜的姐姐被寄养在亲戚家里无人照管，但即便这样半年后一场大病还是像我袭来了，我的肺部被严重感染而且生命垂危。当时医生束手无策提出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打激素！激素类药物对身体副作用极大，但好处是能催化我的身体器官尽快生长以提高免疫力。父母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服用激素类药物仅半个月我的体重增就加了几乎一倍成了一个大胖墩！当然肺部的感染也被治愈了。
　　我五岁之前几乎就是这么过来的，不断地生病、吃药、住院、康复，在一次生病、吃药、住院、康复！我们全家人挤在母亲工作的纺织厂厂房狭窄的宿舍里。好在父亲的手艺很棒，自己用木头打制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在我印象里父辈们这一代人动手能力都是很强的。虽然工厂宿舍条件很差，但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免费住着，母亲收拾的也非常干净整洁而且很温馨，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已经很不错了。父亲每天开车出去很少着家，母亲一边带着我还要上工干活。好在住的地方就在母亲工作的厂房边上。姐姐那时已经上了小学，放学后就会骑着父亲花了两个多月工资买的自行车带着我去兜风，母亲会趁着我不粘着她赶紧做点饭给我们吃。
　　五岁之后的我身体逐渐硬朗起来，也逐渐的有了一点自己的记忆。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们住的地方很像大号一个四合院，成片的砖红色瓦房都是坐北朝南并且很是紧凑，大院的地面没有硬化也没有下水管道所以常年泥泞不堪。院子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烟筒我印象中就没有不冒烟的时候，据说是食品厂在烤糕点。烟筒下面有几个大喇叭常常放音乐或者喊院子里的人去食品厂的办公室接电话，那会儿很少有人家有电话。院子里面住的都是当时国营纺织厂和食品厂的职工，大家共用露天的深坑厕所和很黑而且没窗户很阴冷的水房，当然一排木板搭建的厨房也是全院共用的。那时候妇女之间的关系很好但是也有竞争，主要是争水管和灶台。大院里大概一共住了十几家，我们家的房屋结构比较有代表性，一个小客厅外加一间卧室，一家四口人挤在一张很矮的木床上而且家具也少得可怜。但是我当时不仅不觉得挤甚至觉得又安全又温暖！随着年岁长一些我慢慢的对周边的邻居和环境产生了兴趣，同时这一切也塑造了最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