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的一周，那次算是为我们践行的宴席上，有不少来自文艺圈和传媒圈的朋友，苏雨涵也在场，我到的依然很晚。这个毛病也让我错过了很多无趣的笑料和漏洞百出的客套场面。
　　“我们能从时代中脱颖而出，报社能有今天的成就和今天的成绩，不是单靠某一个人，既依赖团队，也要靠得益于时代的好环境。当然还有每个人在其中作出的努力，和保持对工作的热情，这里我也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黎主任慷慨激昂的说着。我们报社在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下，由于资历尚久，态度诚恳；不过分哗众取宠反而在如今的传统媒界依然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销量喜人。当时黎主任也在这行有些名望，免不了发些号召性的言论。
　　尽管已经六十岁了，气血依然很流畅，眼神活泼、有趣，讲话既不啰嗦也不重复。衣角永远那么毫无褶皱，简洁异常，又充满老年人的活力。大概是喝了点酒，他又问我是否真的想去风城。
　　“想去。”这次我很肯定。我想了两天两夜。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我还是可以找别人。”
　　“没有。我已经想好了。”
　　“有想过去会面对什么吗？”他说。“那可能是你未必能接受的。”
　　“我已经三十五了，早习惯了改变，我不介意和任何人打交道。即便是已经死了的人。而且我也确实需要去那里。”
　　黎主任觉得这个身份特殊的死者，对我可能形成了某种压力。也许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并不乐意参与到任何一种生活中去。
　　“哦？你自己也要去那里？”
　　“是的。有一些事情我需要去处理。”我反复肯定表示我乐于去风城。而更重要的事实和我心中的疑惑，我却始终未对黎主任开口。席间，我再次想起那封署名马里奥的明信片，想一个死了的人是怎么寄来的，还是他并没有死。
　　就在宴席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午，我在梦中被苏雨涵急切的敲门声弄醒。
　　“别慌，”我打开门，问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她面色慌张，使她原本就白皙的皮肤上出现几条稚嫩的青筋。嘴角也一直哆嗦着，让人以为她正听闻了一场与之有关的噩耗。那些因适量的奔跑而冒出的水珠，也透露出这个主人是个非常好心、胆子却并不大的年轻人。
　　我大概连续问了她几次，她才镇定下来，从怀里递给我一封明信片，咽着口水说她收到了一封奇怪的绿色明信片，是一个邀请函。
　　“邀请函？”我重复一遍。想不到又来了。
　　“我也不知道。”她按着脑袋，疑惑的说，“是找你的，指明让你去参加。”
　　“参加什么？”我抖抖身子，明知故问。
　　“好像是一个酒会。”她说，“你自己看吧。”
　　“酒会？”我摇摇头。接连的催足，想必那边还是挺着急的，不知道有什么事等着我们。
　　“对的。你看看。”她递过来。“你不想去么？这么好的机会，可别浪费了，这世上再没什么比免费的酒会更招人喜欢的。”
　　“你就知道是免费的？”
　　我走下一级台阶，接过明她手中的浅绿色明信片。上面有一长串人名。现代社会的弊病则是：父母往往把愿望寄托在对子女的名字上，而忽视了这些名字的性别属性。我拿着一叠写满不知公母的名字的明信片，有些不知所措。记忆仿佛开始失衡，我被拉向一个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