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们出发的时候早上有些小雨。这个小城总会在一个月内的几天里持续下着阴雨。到中午就雨过天晴。上车的地方时有梅花香味传来。低矮的楼房中有一片紫青色菜林和各种各种的农产品广告语。
　　我们在站台上焦急地等着车。这里去风城的火车每天只发三趟。我们选择的是最晚七点的一班。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火车上打发掉一个难熬的晚上。
　　对我这样一个曾经的战地记者而言，晚上的时间显然更好消磨。我常年在四处奔走，采访、收集材料、大量的与不同的人接触，风餐露宿中留下的病根，使我有一百种消磨晚上寂寥时间的办法。火车上苏雨涵一直在和旁边的小孩玩纸牌。我则小睡了一会，在火车停靠到一个小站时，我醒来，苏雨涵可能太过无聊，跟我说起了她的身世。
　　“你觉不觉得我这个人有点跟别人不太一样？”她像每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一样问我。
　　“想听实话吗。”我问她。
　　她乖巧的点点头。“老实说，并没有。”我很抱歉，没有给她想要的回答。打消了一个年轻人某些时间段里特定的积极性。
　　“小时候，我和一般小孩不一样。”苏雨涵满怀心事的对我说。“我从小对自己父亲很生疏，我到八岁时才开口叫得出父亲。”
　　回忆时的眼神眷恋中带着期望，有些忧伤，也有些不安。随后被那刚过青春期的特有的躁动与疑惑取代了。
　　“怎么会这样？”我问道。当时非常有必要问一下，否则我怀疑她会情绪失控。
　　“不知道，就是叫不出口。觉得那个人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叫起来很难受，有好几次都卡在喉咙里出不来。我更不能想象我和那个人当面生活会是怎样。大概是我这人挺多疑，也爱怀疑，觉得这可能是种什么病，我问过很多同龄的人，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他们管谁叫爸都叫的挺顺口的。”
　　我看得出，她其实很仰慕我。那是一个正打算经历些什么的年轻人，对经历复杂的长者的仰慕。我倒也习惯如此，当我想深入了解一些她的情况时，她又说：“没什么可说的。我不喜欢和人聊我的家庭。破碎的显得你伤感，心理有瑕疵；优越的显得你轻浮，不知冷暖。这些都应该在我事业有成以后再谈。毕竟我看成功的人都是如此。”
　　“这确实没错。是这样。”我说。
　　“你知道吗，我长这么大从没有哭过，小时候看电视看到别人哭觉得挺别扭的，我真不知道哭是什么感觉。有时看别人哇哇大哭羡慕的不得了，挺想感受感受的。”
　　“放心，姑娘，这次会有的是机会让你感受的。”我说。
　　“不过在此之前，我倒是更愿意听你说说你的事。比如你哭过吗？”
　　“以前哭的多，现在内敛了不少，不爱哭了。”
　　“为什么？”
　　“这些你不用知道的，个人喜好而已。”
　　“毕竟咱们现在在一条船上。从今天开始，咱们是拍档，得互相照应了。你的事我有义务知道。”她说。
　　“这种说法，听着我们像是要去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
　　“事实上呢。不知道黎主任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样的组合，可是给我的感觉好像不会太顺。”她忧心的说道。像在站台上时一样，对我们的前程满怀着焦虑。
　　我则望着外面长串的烟囱，想起那封明信片上一个个恍如隔世的名字。已经过世的马里奥竟然在明信片上也如数列举了许多过去的同窗旧友。
　　想必同样收到他邀请函的人应该也是为数众多。届时将会有很多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到场，也会有一些来自各方慕名而来的社会人士。虽然不知道他玩的是什么把戏，但可以料想的，那帮多年未见的人为一个死人重新欢聚一堂时的盛况，那会是怎样的一副声彩夺目的画面啊！
　　一时间我竟有些激动。不管时间多么遥远，不管隔绝我们的生活多么残酷而自我，伴随着火车剧烈的轰隆声与震颤。此刻的我，能感觉到在地球其他角落里收到这封邀请函人们的心情。普通平静的生活被没有预兆的无故打乱了，似乎平庸了这么多的我们早已为此跃跃欲试，期待与顾虑同时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