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想得多做得少，死亡也只是存在于假想中的课题。
　　就这样，原本以为罗列遗愿清单只是为了避免遗憾，殊不知，事实上，人们是在依靠它回避死亡。
　　遗愿清单越长，越是代表我们想象中自己还有很长时间去完成。
　　然而，如果要减掉清单上的愿望，就会让我们的否认机制受到微妙的损害，因为这代表着我们不得不认清一个严峻的现实：生命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大多数人不知道死亡将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事实上，每过一秒，我们都向死亡的终点又靠近了一点。
　　俗话说得好：“没有人会活着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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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两次的催眠回溯中，朱丽是她作为空军时候的妻子，秦珊是她作为孩童时候的姐姐，而成华这个现世情人则是她的父亲。
　　李乔觉得很有意思。
　　关于朱丽，一次在李乔和她讨论去哪里旅游时，她提到了“遗愿清单”。
　　朱丽说：“这个词相当有意思。”
　　李乔也觉得，确实是挺有意思的：究竟要怎么完成什么“愿”望才能让我们不留“遗”憾呢？
　　人们常常在最亲近的人过世的时候会思考到自己的遗愿清单。
　　美国有个艺术家，在2009年的时候把新奥尔良的一处公共外墙改造成了黑板，并留下了一道填空题：“在我离开世界之前，我想——。”几天之内整堵墙就被写满了。
　　人们写下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我想跨过国际交期日更线；我想为百万人们唱歌；我想做百分百的自己……很快，这个创意传遍了全球，各地衍生出上千处相似的墙壁：在我离开世界之前，我想和妈妈和解；我想做一个好爸爸；我想去跳伞；我想改变自己，也为别人的生活带来改变……
　　李乔不知道人们有没有遵照愿望去行事，就在她的工作中观察，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维持了短暂的觉醒，探索一下自己的灵魂，又在清单上加多几条愿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人们往往想得多做得少，死亡也只是存在于假想中的课题。
　　就这样，原本以为罗列遗愿清单只是为了避免遗憾，殊不知，事实上，人们是在依靠它回避死亡。
　　遗愿清单越长，越是代表我们想象中自己还有很长时间去完成。
　　然而，如果要减掉清单上的愿望，就会让我们的否认机制受到微妙的损害，因为这代表着我们不得不认清一个严峻的现实：生命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大多数人不知道死亡将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事实上，每过一秒，我们都向死亡的终点又靠近了一点。
　　俗话说得好：“没有人会活着离开人世。”
　　在死亡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人都乐于做一个拖延患者。我们大多数人都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直到我们被宣判死刑的时候，才知道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还活着。
　　不过，对于朱丽，她现在需要的是为那些她必须从清单上剔除的愿望难过一会儿，难过那些她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那些人们在三十岁时预想着将会发生的、所有里程碑式的事件和人生的新体验。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她有一个具体的“死限”，一个无情的“死限”，因为她绝大多数的期待都会被拦在大限之外。
　　有一天，朱丽跟李乔说，她开始留意到人们常常会在闲暇时计划未来的事：我要去减肥了；我要开始锻炼身体了；今年暑假我要和孩子们去度假；三年内我要升职为主管；我要存钱在BJ买个房子；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要考虑生个三胎；我们大学同学在五年里要再聚一次。
　　他们总是在计划。
　　但朱丽却很难做计划，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
　　如果是一年和十年的差异，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后来，发生了奇迹。实验性的治疗似乎在让朱丽的肿瘤萎缩，短短几周之后，肿瘤几乎已经消失了。
　　她的主治医生也很乐观——或许她能活得比他们之前预计的更久。
　　或许这些药物不止是现在有效，或许药效能维持几年甚至更久。
　　一时间，出现了很多的“或许”。
　　当肿瘤完全消失的时候，这许许多多的可能性甚至让朱丽和她老公也开始尝试着成为那种有计划的人。
　　当朱丽查看她的遗愿清单时，她和老公说起了生小孩的事。
　　但如果孩子在上中学的时候朱丽已经不在了，他们还应该生小孩吗？
　　万一情况突然恶化，不到学前班朱丽就不在了呢？老公会愿意吗？孩子又愿意吗？
　　在这样的状况下成为一个母亲，对朱丽来说是明智之选吗？
　　还是说朱丽伟大的母性会让她放弃成为母亲，尽管这将是她做过的最大的牺牲？
　　朱丽和她老公的最终决定是，尽管要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他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因为他们当前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生活就是不确定的。
　　如果朱丽还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怕癌症会回过头来找他们而不敢要孩子，那如果它最后没有回来呢？
　　朱丽的老公向她保证，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做一个好爸爸，无论朱丽的健康状况如何，他都会一直守护着他们的孩子。
　　所以最后事情就那么决定了。和死亡的对视迫使他们活得更投入——不是为未来列出长长的目标清单，而是活在当下。
　　朱丽的遗愿清单：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
　　他们并不在意最后是到了哪里，重要的是，他们决定迈开脚步，看看最终自己的脚会把自己带去哪里。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大润发超市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李乔在扫视哪条结账的队伍人最少，她女儿突然像离弦的箭那样冲向了出口。
　　尽管场面一片混乱，但收银员们却似乎一个个训练有素毫不慌张，大家都各尽其职飞快地做着做着自己手头的事。
　　而在最远处的一个收银台上，李乔看到一个漂亮的金发收银员正在玩着抛接桔子的把戏，逗着婴儿车里闹脾气的小女孩开心。
　　过了大约一分钟李乔才意识到，那个在抛桔子的收银员正是朱丽，她曾经在治疗中提起过她买了一顶金色的假发，这次，李乔看到了。
　　“会不会有点太疯狂？”朱丽曾经说起自己要多买几顶假发，做个变身女郎，这在她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于是她问李乔的意见，并且要李乔保证，如果她哪里太出格了，一定要提醒她。
　　她在遇到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会那样问李乔，例如要不要去某个地方的乐队应征当歌手，要不要去参加某个电视游戏节目，要不要去寺庙里过一段时间的清修时光……
　　不过，那都是在神奇的药物对她的肿瘤产生奇迹之前的事了。
　　李乔很欣慰她能尝试改变，要不然，她很可能会保守而循规蹈矩地过完这一辈子。她以前只坚信只要取得了大学的终身任期她就能获得完全的自由，但现在的她正在体会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自由。
　　“这会不会太离谱了？”每次她在向李乔提出自己的新想法之前，基本上都会加上这么一句。
　　她迫切希望冲出自己设定好的轨道，但性格使然，又不能偏离轨道太远以致迷失方向，因此一直没有提出过特别让李乔吃惊的想法。
　　不过终于有一天，在李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朱丽提出了一个新点子。
　　她告诉李乔，在她以为自己就要死掉的那几个星期里，有一天她在大润发超市排队等结账，不知不觉中被收银员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住了，她觉得他们在与顾客互动时显得那么自然，他们和不同的顾客闲聊，虽然话题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但其实，这不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吗？
　　朱丽不禁将自己的工作和收银员的工作做了比较。
　　她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但为了确保仕途坦荡，她长期面临着撰写和发表论文的压力，而且长期要保持自己为人师表的人设，她什么时候都要保证自己昂首挺胸、一丝不苟。
　　她在思考，既然绝症遮挡住了自己能预见的未来，那么自己能不能做一些更加立竿见影、看得到实际结果的工作——比如帮顾客打包商品、为顾客带去好心情、给售空的货架补货，一天工作结束之后，能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对别人有用的事情。
　　朱丽做出了决定，如果她只能再活一年，她要去大润发超市应聘，在周末的时候当收银员。朱丽也知道自己把这个工作理想化了，但她还是想体验一下使命感和融入市井的感觉——短暂地融入许多人生活的一小部分，哪怕只是人们给日用杂货结账的那几分钟。
　　“也许，真正的旅游不是要去到天涯海角，大润发超市也可以是我旅游计划的一部分。”她若有所思地对李乔说。
　　当时，李乔感觉自己是反对她这个想法的，于是她停顿了一会儿，尝试厘清思路：她之所以这么想，或许和她在治疗朱丽时面对的两难处境有关。如果朱丽没得癌症，她会引导朱丽关注自己长期受到压抑的那部分自我——她似乎在为那个被逼到透不过气来的自己寻求一丝自由呼吸的缝隙。
　　但是，对于一个时日不多的人来说，对她进行严格的心理治疗合适吗？还是应该纯粹地给她鼓励呢？李乔是应该像对待一般来访者那样为她制定宏伟的目标呢，还是应该只提供安慰、不要制造麻烦呢？李乔不知道。
　　如果朱丽没有受到死亡近在咫尺的危险，李乔认为她或许永远都不会问自己那些隐藏在意识深处关于风险、安全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但现在她向李乔提出了这些问题，李乔应该把问题引导到多深呢？
　　其实每个人都会默默地琢磨这些问题：对于自己，我们想了解多少？又有多少是我们不想去了解的？当我们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答案是不是又会有不同？
　　对大润发收银员工作的幻想似乎代表着某种逃离，就像孩子们总想着要去游乐园玩那样。
　　李乔想知道对超市的幻想是如何与罹患癌症之前的朱丽产生联结的，但她最担心的还是她体力上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实验性治疗已经增加了她的疲惫。她需要的是更多的休息。
　　朱丽跟李乔说，她丈夫觉得她疯了。
　　他质问她：“你生命的时间已经那么有限了，而你的梦想却是要去超市当个收银员？”
　　“为什么不行？如果是你只有一年的时间了，你会去干什么呢？”朱丽反问他。
　　“我会减少工作，而不是去干更多的活。”她丈夫回答。
　　当朱丽告诉李乔她丈夫的这些反应之后，李乔意识到他和自己似乎都不够支持朱丽，尽管他们都希望她能过得开心点。
　　李乔反思，他们之所以犹豫该不该支持朱丽，一部分原因当然是考虑到可行性，但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在莫名地嫉妒朱丽，嫉妒她有决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那件事听起来是多么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