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节才过去两天，晚上大约十点钟，高尔利正坐在书桌前写他的小说，忽然手机铃声响了。
　　他从桌上拿起来，看了眼，是个陌生电话，随即挂了。可没想到，才过了十几秒钟，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他只好怀着不耐烦的心情接了，原来是曹大妈。
　　他不免抱歉地赶紧解释了下先前挂掉的原因。曹大妈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只是恳切地说：“尔利啊，你最好还是尽快回来一趟吧。”
　　“哦？怎么了？”他顿感不安。
　　“你爸爸生病了。”曹大妈难过地说，“而且你们家里的麦冬也卖不出去，听说还欠了钱，那些债主元旦节刚过，就天天上你们家催债，门槛都要踏破了。你爸爸还了一些，但还没有还完。结果祸不单行，因为天冷，又生了病，现在正在床上躺着呢。”
　　一听这话，高尔利如中晴天霹雳，心底突然一沉，所有志存高远的心气顿时都烟消云散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原先与父亲告别时，就一直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只怕又跟酒脱不了干系，酒可真是害人，害了父亲，甚至要夺去他的生命，要是没有了父亲这个经济后盾，没有了这个精神支柱，他的情感将变得多么空虚，人生也将变得多么艰难！
　　“好孩子，本来我还在想要不要给你打这个电话，毕竟是你们自家的事，我们身为外人，不应该插手。但是不打的话，我们在良心上又过意不去。反正我把话就说在这里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就赶紧回来一趟吧，也不要只顾着挣钱。”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曹大妈。”高尔利感激地说。随后神情低落又担忧，挂了电话，怔愣地呆坐在凳子上。
　　他这会儿感觉五内俱焚，心情极为复杂。想起自己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跟父亲联系了，没有关心他的近况，便不免陷入深深的自责，就连才过去没几天的元旦节，他都忘了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自己因疏忽忘记了父亲的时候，他竟在遭受着如此严重的困厄。
　　这时，他终于回过神来，又赶紧拿起手机，拨通了家里的座机号。可是电话那头迟迟无人接听。他想起座机是安装在一楼最靠后的房间里，而父亲睡在二楼最前面的一间屋子，两者相距过远，还有门窗、墙壁的阻挡，可能听不到。而且在乡下，八点钟左右人都可能已经睡下了，就没再继续打。
　　他烦躁难耐地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他实在觉得很对不起父亲，决心一定要回去。
　　他拖出床下的皮箱子，打开来，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去赶班车，又拉开衣罩，从里面取了几件干净得体的衣服，扔到床上。在准备一件件叠好装进箱子之前，他忽然一愣，若有所思地盯着那套西装。脑子里不安地回想起离家前几天，在田园漫步时，遇到的曹大妈和项大伯。他们等着看他笑话的表情、眼神、动作，他们言行中流露出的对他的轻视、贬低和压人一头，那些场景此刻又一一浮现，历历在目。
　　他知道这次返乡不同于以往，这是自己出门闯荡社会以来第一次还乡，一定会引发关注，所以一定不能失了风度，不能有失体面，不能给抱有落井下石心理的人以可趁之机——这种事，家乡人是做得出来的，他们极其善于通过一个出门在外之人回来时的着装、气度、举止，判断出此人在外面混得如何。在察言观色、评头论足方面，他们个个精明，那是他们日常谈话的中心主题，就像侦探一遍又一遍地推断案情，从而锻炼出了缜密的逻辑思维，他们在揣测他人方面比起侦探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况且近些年，由于老一辈人持续凋零，话题也被榨干，而村里大学生的数量猛增，他们就将目光转移到拥有“大学生”头衔的年轻一辈身上，并且抱着一种表面恭维、实则准备看笑话的心态。高尔利从小成绩优异，品行端正，名声传遍乡里，因此他能取得多大的人生成就，有些人便格外关注。当然所谓“成就”，其实就是金钱，乡下人不论评判什么，最终都会万变不离其宗地落实到金钱上，这个标准最直观，也最令乡民们羡慕。至于当官，比如不争气的芝麻小官，定入不了他们法眼，即便官职再大，最后还是会被问“一年能拿到手多少钱？”至于出尽风头的娱乐明星，不管多么受人追捧，到头得到的评价也只是“那个工作，挣钱简直跟揽一样”。要是没有钱呢，则只会招来冷言冷语、轻蔑鄙视，就如同高尔利的母亲曾经遭受过的一样，母亲悲惨地死去，与此不无关系。他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显露出半点落魄的迹象，以免招致闲话或者什么更糟糕的结果。
　　想到这些，他就后怕。走到镜子前，对着墙上的镜面，侧转过身，反反复复地东比西看。可是，无论怎么比、怎么看，他都觉得镜中的自己有几分易引人怀疑之处。于是，他决定明天一定要穿那套最体面的西装回家。随后他又将桌上的稿子、连同抽屉里的拿出来，连同一幅肖像画——原来他之前描画的那个女子就是陈蔓尹，和电脑一起小小心心地塞进了箱子，拉好拉链，把箱子立起来，放到墙边。
　　第二天一早，在出发前，他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父亲终于接了。
　　“喂，儿子。”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他故作精神但又十分疲惫的沙哑声，好像嗓子被酒精烤着一样，带有滑溜溜的颤音。
　　“你还好吗？爸爸。”高尔利担忧地问。
　　父亲连续清了好几下喉咙，好像对控制它有些吃力，这让高尔利听得很是痛苦。
　　“挺好的呀。”
　　高尔利知道他在骗人。“那你嗓子是怎么了？”
　　“没怎么啊。”父亲说，带着不在意的口气。
　　随后，高尔利陷入气愤与不安之中，因为他知道他明明是在硬撑，而更为奇怪的是，父亲在他保持沉默的十几秒里，也犹犹豫豫地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这就更加让他确信了他如今状态不佳，并且遇到了大麻烦。
　　“好，你快吃早饭吧。”高尔利说完，挂了电话。
　　随即，他又给张老板打了个电话，向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并且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张老板虽然有点不高兴，但既然是他家里有急事，他也就不好责备他什么，于是同意了。
　　高尔利立刻恭恭敬敬地感谢了他，小心地挂了电话。然后赶紧提着行李箱出了门，在一楼跟房东王叔打了声招呼。接着到社区外拦了辆出租车，直奔福乐汽车站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