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我们村在选举的过程中还算太平的，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村人少，才六七百口人，不像甲乙那些二三千人的大村。我们村派别数量有限，总共才十几个姓氏，其中属李姓和郭姓两户人数居多。自然，前几届村长，都是在郭李两家姓氏中产生的。
　　此次选村长，李姓这边推举的是二毛的叔叔，办事稳重且老练；郭姓这边，推举的是郭老三，年轻大胆有想法。李叔叔和郭老三幕后的双方，虽然没有像甲村那样为了竞争选票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但私下里却都互相较着劲，想尽各种办法来笼络更可能多的选票。关系硬的户，自不用说；关系不硬的户，那就砸钱砸东西。----更有可气的人家，收了双方的钱和礼，到最后居然谁的票都不投。
　　我们家在村里算是小户，村里姓陈的只此一家。我们陈家和二毛家走得近，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这次选村长自不用说，我们家的五张选票肯定都会投给二毛的叔叔。
　　期间，二毛的爸爸来过我们家一趟，父亲接了一支他递过去的红旗渠，拍着胸脯说：“放心吧，俺老陈家的票，是板上钉钉的，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领过选票的当天中午，我在家刚吃完午饭，就听到院子里的狗大叫起来，紧接着，我便看到郭老三领着俩人走了进来----他以前可很少踏入过我们家的大门。
　　郭老三从兜里掏出一打事先用皮筋绑好的红色百元大钞，放到我父亲面前的桌子上：“陈叔，这是两千块钱，你当着我的面，把你们家的几张选票撕了吧。”
　　我惊愕地站在一旁，只觉得类似这种用钱收买人心的事，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没想到，它竟然发生在了活生生的现实里！
　　父亲站起身，什么都没有说，拿起桌子上的钱，塞回郭老三的口袋里，然后，一个人默默地向卧室走去。
　　竞选结果出来的当晚，父亲被李叔叔请去喝酒，我也跟着去了。酒场上，和二毛聊着聊着，我就不自觉地喝多了。二毛买了辆后八轮卡车，最近忙着拉土方，每天是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再陪我胡扯。
　　就这样，在家里浑浑噩噩地，一直混到过春节。中间，我参加过五场婚礼，陪发小们打过两次群架，跟朋友去雪地里逮过一回野兔，还有，挨过无数次父母的嘟囔----找对象相亲、相亲找对象。
　　进入腊月之后，哥哥服装店的生意日渐火爆。这毕竟是开店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每天，店里的顾客都塞得满满的，甚至连抬脚的地方都没了。在此期间，我的业务技能大幅提升，我开始学会揣摩不同顾客购买时的心理，并灵活地和他们周旋于砍价和被砍价之间，有时候只消几句话，就能轻松搞定一单买卖。
　　那天，有个大姐结完账后对我说：“小伙子，你这张嘴呀，真像个机关枪，指哪儿打哪儿。”
　　门店营业收入连续冲高，哥哥每天都乐呵呵的。一次在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哥哥对我说：“阿兴，等过年了，哥给你包个大红包。”
　　我说：“好啊，那到时候，我给俺小侄子和侄女也包个大红包。”
　　小时候，我非常渴望过年，因为一到过年就可以穿新衣服，收压岁钱，拼了命的玩；长大后，居然越来越害怕过年，一是过了年自己又老了一岁，心理上多少会有些失落，更关键的是，我还没有结婚成家，这几年春节出去拜年，亲戚们问我的无一不是找对象结婚的问题，问得我脑袋里是嗡嗡直响，每次都恨不得找条地缝进去躲一躲。
　　说到婚姻，其实我并不着急。结婚不是敷衍，不是做给别人看，所以必须要找到那个正确的人；它更不像动物界的马和驴配种，随便拉过来一公一母，只要能正常发情就可以。
　　虽然我不着急，但是父母却整天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逢人便问，最近手头有没有合适的茬儿。
　　元宵节刚过，父亲就开始张罗着装修房屋，为我的喜事做准备。
　　我们家这座房子，是一年前在原有的宅基地上新盖的，从外表看，房檐上的砖瓦都很新颖时尚，可屋内却是光秃秃一片，都还没有装修，四周的墙壁上铺一层凹凸不平的水泥，屋顶上方是灰漆漆的水泥石柱梁，----与华丽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我之前干过装修，父亲也懂些，因此，这次装修倒省得再掏钱雇工人了。搬家具，清理房间，支脚手架，粉刷，吊顶，我们父子俩配合的是不亦乐乎。大后八轮货车没有活干的时候，二毛也会过来帮忙。
　　装修的重点，自然是西边我住的两个大房间，那以后会成为我的婚房。
　　装修结束后，下一步的程序自然是相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春节时父母托人找关系帮忙介绍的姑娘，开始一个一个的见。虽然当时我至少接触过五六位，但是我感觉，我跟她们真的是不在一个频率上，以后估计也很难会在一条水平线上。对了，颇搞笑的是，有一次相亲，我居然遇到了一个隔壁班的初中同学。
　　那天吃中午饭，我因为一件小事跟父亲吵了一架，内心里有一种难言的压抑。因此，下午见到这位相亲对象后，我除了礼貌性地寒暄几句外，几乎不愿再多说一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是为了配合我，姑娘的话居然也不多。
　　我们俩就那样沉默着，坐在沙发上，我瞅她一眼，她望我一眼，场面甚是尴尬。
　　借口去倒水，我走到厨房，看着焦急等候在那儿的父母，象征性地摇了摇头，无声地表达出内心的想法：这姑娘不中，我们不合适。其实，这姑娘给我的感觉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自己说不清楚，但是，我相当受不了那种尴尬式的沉默，所以，极想打破这压抑的气氛，获得新的重生，就像我当年极力逃离世俗的约束一样。因此，尽快结束此次相亲，或许是我的最优抉择。
　　母亲感慨道：“哎，阿兴啊，你说你都这么大了，咋还一直挑来挑去的？你准备挑到啥时候啊？我和你爸可真的是没有多少耐心了。”
　　我低下头，望着热水炉上冒蒸汽的茶壶，默不作声。
　　父亲叹口气：“算了吧，等会叫媒人把人家姑娘送走吧。”
　　我说：“中。”
　　临出门时候，姑娘回头，深情地望了我一眼：“我看着你怎么老感觉有些面熟呢，你在哪儿读的初中？”
　　我回答说：“镇上的一中。”
　　姑娘眉头一振：“哪一届的？”
　　我想了一会儿：“零二年上的初一。”
　　姑娘兴奋地说：“咱俩是一届的！”
　　我来了精神：“初三你在哪个班？”
　　她说：“三二班。”
　　我激动地说：“哎呀，原来你在我们隔壁，我是三班的！对了，我想起来了，分班之前，你是不是在一班？”
　　姑娘拍着我的胳膊：“是呀是呀。”
　　我说：“真巧呀，咱们可真有缘，我那时在二班，咱们又是邻班。你有没有印象，初二上学期，因为我们班主任生孩子，学校调过来一个不负责任的男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他也带你们班的课吧？”
　　她回答说：“是呢，我有印象，他也教我们数学。他个傻大个呀，整天忙着勾引学校里的女老师，根本不管我们，活生生的把我们一班的数学成绩搞垮了。”
　　话说到这儿，我开始向姑娘道歉：“我今天心情不好，刚开始如果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你见谅。”
　　姑娘赶忙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这两天大姨妈来了，内心里多少有些焦躁，所以，一开始，不太愿意和陌生人说话，你也别介意。”
　　话匣子终于打开。我们从初一开始聊，一直聊到初三，接着又聊到告别校园后各自身边发生的一些趣事，然后聊时光的飞逝，聊周围朋友的变化，聊和父母思想的种种隔阂，聊人生的世事无常。
　　不知不觉地，我们居然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姑娘在我家吃的饭，父母上菜的时候都高兴坏了。
　　那次相亲过后，我与她互留了手机号码。这期间，我们曾联系过几次，可惜的是，有一回坐公交我的手机被偷了，后来找不到她的号码了，就此断了音讯，直到一年后，我们俩在G市偶遇，然后又发生另一段故事，----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在家里呆久了，这样枯燥乏味且缺少动力的日子我真的是厌倦了，于是，我打算再次离开家乡，继续去外面的世界闯荡。私下里，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哥。
　　哥哥劝我道：“阿兴，别出去了，你到外面谁都不认识，如果真出什么事了，连个互相照应的人都没有。跟哥在家，一起经营服装店吧。现在行情这么好，你又能说，咱兄弟俩努力上一年，到年底咱再开一家店。”
　　我没有直接回答哥哥的话，而是把初二看过的《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和孙少平的故事，认真地讲给哥哥听。
　　讲完之后，哥哥没有再劝我，他用拳头捶着我的肩膀说：“阿兴，去吧，去属于你自己的天空飞翔吧。在外面混得不如意了，随时回来。有什么困难跟哥说，哥随时支持你。”
　　二零一零年清明节，在给爷爷上过坟、磕完头后的第二天，我踏上了南下G市的列车，在那里，我遇到了肖哥和鲁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