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大队、生产队方面的几个队干，看到园艺场领导放了狠话，心里也在暗自思量，要是再度发生类似事件的严重后果。
　　这一笔钱，不能再分给那些懒汉无赖，敢去偷鱼的，都是些不要命的狠角色，拿到钱不也会贴补家用，全是去喝酒赌钱，起不到什么良好的促进作用。
　　经过研究大家统一思想，队干们最后决定，这笔钱用来修建宣传栏张贴报纸、大字报，同时购买订阅各种提高思想认识的书刊杂志。
　　让队里农闲时节无所事事的社员们，多读书、多看报，提高思想觉悟，树立劳动光荣、偷窃可耻的崇高理念。
　　但凡好事自然好办，一切计划目标自是轻松达到，宣传栏顺利建好，书报也很快订购回来。
　　队干们也拿到一些夜班补助，大家工作多年，除了记在本子上的工分，自个终于能看到一叠花花绿绿的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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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山水库打群架的事件，我们这些小学生虽是始作俑者，但因年纪还小，和队帮主力一战，被认为是小孩子闹着玩。
　　六三、庆林他们几个自也不敢说出真相，跟场领导汇报只是说，有场里的小孩去老虎山水库玩，偶然发现有人偷鱼。
　　他们只是为了场里的财产不被盗窃，从而挺身而出，制止盗窃分子的犯罪行为，确实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发生冲突的过程，还算处在可控范围。
　　虽然给小孩子们一场混战打乱阵脚，却也在无意中化解当时的紧张情绪，彼此得以暂告一段落，意外地给最终领导们开展谈判、解决问题留出余地。
　　小孩们过家家式“耍磨磨”的打闹，当然无伤大雅，要是那几个年轻人和生产队一班中青年推搡推出火气，动手开打起来，就不是过家家的性质。
　　真的闹到打死、打伤了人，被告到当地派出所出面抓人，可是要判刑坐牢的。
　　园艺场的领导都不是一般人，虽然正场长名义上不过正科级，副场长也就是副科职务。
　　可那几位全是省部、地厅单位正处、副厅干部出身，如今虽被下放，级别降了见识未变，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不会闹大的真谛所在。
　　所以，这个闹剧似的打群架事件，只是压在场部和生产队双方之间，作为内部矛盾妥善处理，没有惊动更多上层建筑，就是一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典型事例。
　　最后，上头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委与最后处理的结果，对场里能够如此低调处理，不免大加赞赏。
　　于是，参与群架事件的那几个场部年轻人，最后得到场领导的表扬，那个年代首重精神鼓励，若不是此事须低调处理，保不准他们能戴大红花坐解放牌，去游游街显摆显摆。
　　话说回来，这次打群架事件，还有个最大得益者，那就是场帮头头李金、李司令。
　　他身为场帮大头目，时常为压倒敌对的队帮殚精竭虑，终于在这次冲突中强压对方一头，收获预料中的丰硕成果。
　　最起码，在他升上初中外出住校前，队帮阿那他们慑于李司令的淫威，定然不敢再翻什么大浪。
　　当时年仅七岁多的我，自是不会知道辣么多，事情顺利解决，没有后患，当然再好不过，谁也不想整天打打杀杀，找些开心事情玩耍，岂不是更好吗？
　　后世才知道的黑社会，现在连雏形也未见过的我们，谁也不会有那个背靠黑社会博取非法权益的想法，其中也包括十二岁多的李金。
　　他只是作为还在场部家里住的年纪最大的小孩，总想为场里所有的小孩，争取不被外人欺负、自由玩耍的权利而已。
　　于是乎，什么都风平浪静了，我们还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继续上自己的小学课程，在学校再也没什么人，会故意为难我。
　　阿赖眼中的仇恨，随着在老虎山水库被穷二、穷三追打，早就转移到那边，天天和邻座的穷三对比斗鸡眼，看谁目露凶光得更狠、更绝。
　　那个年代离有双休日的时代还很遥远，逢到周末才放一天假，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伙伴都是想法子到处玩耍，发**力过剩的童年。
　　周六夜晚，晒场上要有电影放，我们就看电影，没有电影放，就在院子里玩捉迷藏。
　　每逢星期六晚上，经常有附近公社的电影放映员，过来放露天电影，映场就在场部的晒场上。
　　晒场篮球架旁边，一直矗立着挂放映幕布的长木杆，这也是那个时代，放露天电影的标准配置。
　　当然翻来覆去放的露天电影，无非全是那些老掉牙的《地雷战》、《地道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和八个样板戏电影版之类。
　　尽管如此，每到周六有电影放时，我和有才、国华几个小伙伴，将骑楼底下那张长椅，早早抬到最好的观影位置，放着占座。
　　每当放电影时，几个小屁孩很牛逼地坐在长椅上看，一边斜睨着四周或站或坐小凳子的其他人，有一种睥睨四方、鹤立鸡群的优越感。
　　露天电影有时还放映当年一些盟友阵营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的黑白翻译片。
　　我们那时的年龄还太小，外国翻译电影基本上看不懂，最不爱看的是哭哇哇的朝鲜片，只记得《卖花姑娘》里一个大叔说过的两句：“这是辣椒钱，这是蘑菇钱”。
　　还记得诸如《宁死不屈》或者《地下游击队》、还是《第八个是铜像》，阿共战士秘密接头说的暗语：“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还有《森林之火》里的越南巫婆头盖白布、脚踩瓦片，摆着双手念叨的台词：“阿玲乖，阿玲乖，什么鬼怪都离开”。
　　以上这些翻译电影的经典台词，都是我们在平日玩耍时，经常用来念着玩的。
　　当年在场部晒场放的露天电影，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放映员会用本地白话对电影中的某些情节，自由发挥讲解一番，比如《地雷战》里小鬼子的探雷器被炸弯了，他会通过喇叭说，捶捶还能用，充满搞笑意味。
　　偶尔也有过各种文宣队，晚上来到场部晒场演出，我们莫不又再抬椅子，照样施为占座看戏，演戏的布景一衬，灯光一照，看立体全彩的比黑白片带劲得多。
　　只可惜节目太单调，唱的歌都是场部播音室的高音喇叭经常放过多次、烂熟无比。
　　唯一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个叫捉龙虱的说唱节目，写歌的人有点水平，说唱中居然揉入本地山歌唱腔，本来当地少数民族的山歌，就有信口拈来的特色。
　　表演故事说的是，一个落后社员偷偷养龙虱去卖钱，一男一女两个群众来割他的尾巴。
　　那个社员矢口否认自己养过龙虱卖钱，正劝说着，一只长得像蟑螂、又像屎壳螂的黑色龙虱，蓦然出现在他的后背！
　　黑色龙虱随即被那个女群众用手捏下，摆在眼前，证据确凿、铁证如山，弄得落后社员手足无措、哑口无言。
　　奇怪的是，那只龙虱是怎么爬到他后背的？不过我也明白，那只是个道具，不会是真的龙虱，也在心想，是不是在衣服上挖个洞放上去的？
　　浑没想过，演戏的人自然有很多和变戏法有关的道道，都让你知道，人家还怎么混。
　　我和有才、国华就龙虱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意见俱各不一，公说公有道、婆说婆有理。
　　直到下个节目，一帮绿军装出来大跳Z字舞，已经快到最后摆雕塑型的POSE，我们还没争论出个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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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上小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我人生的第一个寒假即将到来，期末考试，我语文、算术双百分、图画良、体育优。
　　新年到来，元旦刚过，一股较强寒潮自北向南袭来，原先还是日照融融的暖冬天气陡然突变，一时间冷雨纷飞。
　　本来穿晴纶秋衣、毛背心，再加一件外套就过得去，气温骤降、细雨纷纷，人人都怕冷地穿起各种棉衣，还有牛掰的人，披上通过什么门路搞来的厚棉军大衣，天天不睡午觉，到处闲逛炫耀。
　　我只是穿上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棉衣，还是以前穿的，从地区医院带过来的。
　　之前弟弟还全托在地委保育院，每周妈妈接送两次，现在也放寒假回了家，套上我穿过的更旧的衣服，天天傻笑着跟在我的后面叫哥哥、哥哥。
　　他也不知去找同龄小孩玩，场里还是有不少和他同龄的小孩，例如阿刚、沙强等。
　　寒假这么一放，预示着时间距离当年的新春佳节不远矣，在场部的四周，逐渐响起零零星星的鞭炮声。
　　妈妈用那辆飞鸽单车，一前一后带着我和弟弟，去过一次亭台圩市买过节物品，还给我们买了很多鞭炮，后世很平常的圆车炮和各种烟花买不起，买的都是些三、五十头一封的小炮。
　　我们那个时候放鞭炮，可舍不得一次点火，便就噼里啪啦放完，总要拆开一个个插在地上点，胆子大的，还敢拿在手上，点着火再扔出去炸响。
　　那时的我和弟弟都不敢这么放，几个伙伴中只有爱装逼的有才敢做，只不过，他敢这么做，后果是手指经常被炸得又红又肿。
　　当年有一种二十头封装的鞭炮，有着深褐色外壳，比一般的小炮稍大，可是点起来特别响，爆炸力也超强，场部的小孩人人爱买，到得后世，却已买不到这种款式。
　　这种鞭炮，从前貌似是李金发现的，到后来场部几乎每个小孩手上，全都买有几封，我们都叫它“大炮”。
　　放鞭炮的时候，当然都是拆开一个个点响，而且买这种大炮的目的，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就是到野外山道去炸牛屎！
　　一天早上，天上灰蒙蒙下着毛毛雨，在突如其来变冷的寒潮天气中，人人尽皆缩脖子到衣领里，双手互插进袖筒取暖，这种天气真的很冷。
　　就在这时，有才、国华他们几个却跑来找我，说是李金他们那些个大的，全都出去炸牛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