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细细琢磨下一步的打算，要想留在BJ也就三条路可走，一是毕业分配，二是考研究生，三是当黑户。
　　第一条路从目前看，几乎有点走不通。我们学校是部属院校，毕业分配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特别是原籍有部属单位，而这些单位又需要大学生时，更是要无条件地分配回去。有两个例外的可能，一个就是学习成绩特别拔尖，排在全系的前几名，有可能被分配到在京的部属单位；另一个是优秀学生干部，有可能留校，就像王指导员一样。我的原籍有正经八百的部属单位，父亲让我上这所院校就是要子承父业。这两个例外，基本上也和我无关了。
　　第二条路最是艰苦，上大学是过独木桥，考研究生差不多就可以算作是走钢丝。但是，这条路却是不靠天不求人的，完全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要自己下了苦功，再凭一点点好运气，就可能走得通。如果一次考不上，还可以再考，连续考几次的也大有人在，称之为职业考生。有位早我两届的师兄，毕业后，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平房，苦干了两年，去年刚考上。在当时，研究生还是比较稀缺的，含金量也高，全国一年招收研究生也就3万来人，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200万。物以稀为贵，研究生毕业分配留在BJ一般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第三条路则是较为无奈的现实。那时候，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没当地户口而自发迁徙到一个地方谋生的人，视为盲目流入人口，简称盲流，今天又被称作外来人口。建国后，国家对人口流动，特别是向大中城市的人口流动总体采取的是一种控制的政策，1975年的《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力与义务一章中，甚至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条文，此后也再为提及。改革开发后，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外来人口增长迅速。今天可以查阅一些当年的统计数据，1994年，BJ的外来人口大约为290万，而在1985年在这个数字仅为66万。我从小就四处颠沛，深知生活不易，作为这数百万军中的一员，短暂过渡还可以接受，要是长此以往，就可能会有脚底没根的感觉。我内心一直都很佩服费汪，一个弱女子，在那个年代，敢于放弃，敢于面对，在今天，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要不然，邱老道也不会把费汪称为传奇。
　　周末，我给邱老道打了电话，听他说有时间，就去了邱老道的学校，想听听他的想法。
　　邱老道的学校属于教育部直属院校，每年大把的毕业生进国家机关，他现在又是学生干部，留在BJ希望很大。当然，他必须得过了四级，拿到毕业证。
　　我把我的想法和邱老道讲了，让他帮我参谋参谋。
　　邱老道听我说完，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前面两条路都很清楚了，第三条路，我觉得你想得有点过于悲观。最近总往中关村跑，那里没几个有户口的，我看这趋势，将来户口啊，所谓正式工作单位啊，都不是最重要的。你看二军，虽然有个户口，顶个屁用，还不是没固定工作。想开了，在中关村闯荡，我看现在就很不错，这小子再折腾几年，将来保不齐就能发大财！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二军自己开公司了，做老板了，雇了几个人，还有个大学生呢，也是在中关村漂着的，没户口。”
　　“二军的公司干什么业务？”我问。
　　“还能干什么，卖电脑呗，还有咱们搞的那个小电器。你那个校友赵刚，给了他一个大客户，生意一下子就做起来了。半年不到，就自个买了个面的。”
　　“二军也是被逼的，如果能考上大学，他也不会走这条路。”
　　“不管是不是被逼的，英雄不问出处，干成了就行呗，脚下都是地，走出来的才是路。”邱老道满口的哲理。
　　看我沉思不语，邱老道就又问：“诗人，你为什么要下定决心要留在BJ呢？”
　　“你不想留下来吗？”我反问道。
　　“那要看将来小潘去哪里了。”邱老道就嘿嘿地笑说。
　　邱老道是个情商极高的人，经常能一语中的。确实那个时候，很多人毕业生在一个城市的去与留，都和校园里的某一段感情有关。当然，也有很多感情被城市所阻隔，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要留在BJ呢？我还真是无法回答。
　　从邱老道那里回来，心里宽绰了许多，对留京与否也觉得释然了些。我心里也赞同邱老道的说法，第三条路也没想象得那么灰暗。
　　先尽人事再听天命，我决心考研。
　　或许是因为四级考试全部通过，宿舍里的几个人好好学习的决心和信心都大增。得知我要考研，除了刘易思，大家众志成城，都和我一起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何必成本来早就有这方面准备的，但也一直犹犹豫豫的，这回算是彻底下定了决心。
　　刘易思对我考研的事情一直不予置评，看我见天和江夏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地上自习，就心疼地说：“大人你要多注意身体才好。”
　　江夏对我的决定很是支持，她准备托福，我准备考研，相互监督，却互不打扰。其实，我想我们彼此都知道，这可能是两条越走越远的路，只是，大家都不想把未来想得那么远罢了。
　　1991年是个多事之秋。
　　那年，多种自然灾害并发，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灾年。百年一遇的华东水灾和随后而来的旱灾，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超过建国后的任何一年。
　　经过了近三年的治理整顿，国内的经济形势严峻，当时经常提的一个词是“疲软”，市场疲软，就业疲软，人们的精气神似乎也有些疲软。
　　临近岁末，**********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个1922年成立的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和人口第三多的国家，在历经了六十九年的峥嵘岁月后，降下了自己的国旗，与美国抗衡了半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轰然倒下。
　　费汪的项目赶在年底前完工了，但是政府迟迟没有给工程款。没了工程款，资金周转就出现了困难，供应商货款和工人工资都有不小的压力。最近几次去小院儿，都见她满脸愁云。见了顾大哥，他也正在四处张罗着找钱，无论如何得挺过这个年。
　　老邱最终还是没能签下承包合同，桔园荒芜了，颗粒无收。想起当年老邱送到学校里的那几筐桔子，嘴里甘甜的余味一下子就变得苦涩。听邱老道说，乡下今年年景也不好，又是洪涝又是干旱，农民的日子难熬了。
　　那段时间的报纸上，经常有些触目惊心的标题，姓“资”还是姓“社”，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与被批判声不绝于耳。连篇累牍的文章，让我们这些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父亲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提醒我在学校里不要乱说，一门心思把学习搞好，没事不要四处跑。黎祥东也来信说，GD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现在也是有各种议论。
　　江夏也经历了一个“过山车”。那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1989年前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申请永久居留权，国内“托派”人士一时间情势大震。旋即，中国政府则又发布文告，限制在国外没有直系或者旁系亲属者出国留学。
　　1991年，四处传唱的歌曲是一系列名为《红太阳》的******颂歌，最流行版本的演唱者叫李玲玉，一位声音和长相都算得上甜美的女歌手。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
　　走在BJ的街头，颂歌的歌声到处可闻。这一套《红太阳》的录音带在各个音像书店里热销，据说后来卖了将近四百万盒。那里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在BJ的金山上》等，近百首歌颂毛主席的红色歌曲。歌曲都新编配了电声音乐，旋律和节奏都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明快而热烈。
　　书店里，关于******的书籍也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当时比较有名的一本书叫《走下神坛的******》，让老百姓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接触到******作为人，而不是神的生活。报刊文摘里，关于******的文章多了起来，很多都是他老人家亲属或者身边工作人员撰写的。
　　电影院里那两年经常上映些******题材的电影，有《开国大典》，有《巍巍昆仑》。还有一部在当时很难一见的大投入大制作电影，叫《大决战》，记述了辽沈、平津和淮海********，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卓越而辉煌的军事生涯。据说《大决战》的拍摄，动用了数百万人和数十个师团部队的装备。这部电影也捧红了一位叫古月的特型演员，后来若干年银幕上的******都是他所扮演的。
　　BJ黄色的面的里，挂起了毛主席的像章，整天奔波在路上的师傅们，希望他老人家保佑平安。据说还是真灵验的，曾有两辆车撞在了一起，挂像章的逃过一劫，另外一辆则车毁人亡。
　　我们这些出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人，对毛主席和他的那个红色年代并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六岁那年的一天，我正在吃着姥姥刚刚买的水果糖，突然，县里的大广播里有人用极其沉痛的声音开始讲话。姥姥正在做针线活儿，听着听着，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眼泪哗啦哗啦地掉了下来。我被吓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姥姥用手指着家里墙上的挂像，哭着告诉我说，毛主席逝世了。我看着墙上慈祥的笑脸，也哇地一声就哭了。
　　在东北上小学的时候，教室黑板的正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旁边是华主席的画像，一样的尺寸，都是亲近而慈祥的笑容。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你办事我放心》，原文是：
　　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你办事，我放心”，为我们选定了带路人。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我们紧跟华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
　　后来，也记不得从哪天起，教室里就不再悬挂领袖的画像了。如今，领袖又似乎重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人们在艰辛与迷茫中，纪念着即将过去的1991年，却对更久远的过去产生了一种怀念。